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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制造了中国家长的教育恐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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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中国安在?!

一群无比痛恨应试教育的父母,唯恐通不过没天理的考试;

一群无比钟爱自己孩子的家长,整天琢磨着怎样虐待孩子。

这,就是中国。这,就是当下的中国——人人痛斥着体制的不公、名校的黑暗、教育的乖张、课本的老朽、师资的颟顸、“特长”的猫腻、拼爹的无耻……

但只要一个声音高叫着:进来吧,给你名额!立马就有无数膝盖放弃围观,放弃抗议,跪倒在矜持的校门前。

自己不咋地,却强迫孩子“只准第一”、只准“凤凰高枝”的风气已经蔓延三十年,终于演变成人人争先的超前阅读:“初中学高中课程,小学读初中课程,学龄前认字过百,入幼前数字加减……远远地,我们只看到一群群披头散发、口气浑浊的母亲拽着孩子奔跑,奔跑——“占坑”、报班、学文艺、考奥数、找关系、塞红包……

没有比我们更爱孩子了。因为只有一个。

“如果给他们快乐的童年,社会将给我们凄惨的晚年!”

于是,在人人知道的残酷下,人人玩得乐此不疲。就像贪腐的浪潮,人人痛斥着贪腐,也人人暗羡着贪腐,因为“适度贪腐,暗合民意”?

呜呼!如果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,则推论一定是可怕的:没有童年,就没有少年,没有少年,则“少年中国”安在?!

一个出土就成年的社会,少年中国安在?!(主笔 胡展奋)

谁制造了教育恐慌

在饭桌、在微博、在论坛,他们一边在热议、热评、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,一边在相互打听、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,对所谓“减负”措施不屑一顾。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、烦躁甚至心口不一。专家们说,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。那么,这种恐慌从何而来?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?

记者|黄 祺

9月,是传统的开学季,暑假的结束意味着新的一学年开始。

不过,对中国无数中小学学生来说,他们只是刚刚结束了“第三学期”,无论是“补差”还是“培优”,只有“暑”没有“假”,是这些孩子对暑假生活的总结。

尽管,早在2000年初,教育部就颁布了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的“禁补令”,而且每到暑假之前,各地教育管理部门都会再次重申,但谁都知道,学校内部的假期补课屡见不鲜。对这些“顶风作案”的学校来说,若说全是为了赚点补课费,多少是有点“冤情”的——校长的压力不光来自上级部门,还来自不同意校方“放羊”的家长们,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,不补课等同于不负责任。

显然,对很多教师来说,这个暑假跟往年一样忙得不可开交。老师在家开“小灶”是全国皆知的“秘密”,暑假期间,名校名师一天早中晚连轴上三至四场补习班是家常便饭。实事求是地说,不少老师也常常是身不由己,方方面面托来的关系、家长的再三恳求,使他们根本无法逍遥江湖。

如果说学校和在职教师的补课,多少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,那么,社会上的各类补课机构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,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暑期班人满为患,每场补习结束,校门外接送学生的车辆常常造成交通拥堵。

事实上,校外培训机构的周末市场的人气从来不输寒暑假。从形形色色的英语,被痛批、禁赛后改头换面的奥数,到语,数、外等主课的提前教授及同步复习……再加上钢琴、游泳等文体项目,从学前的准小学生到初三、高三的准毕业生,全年龄段、全系列、全方位、全需求,都可以在各种培训机构找到对应的课程。家长们热切的需求,使得中小学校外教育市场爆棚,使得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令人咋舌,据传,有主打“一对一”高端补习市场的培训机构正在迅速扩张,积极酝酿上市。

如今,有关教育的种种,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容易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,具体如择校、课外班、与老师相处,宏观如教育体制以及最近出台的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异地高考。

在饭桌、在微博、在论坛,他们一边在热议、热评、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,一边在相互打听、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,对所谓“减负”措施不屑一顾。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、烦躁甚至心口不一。

专家们说,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。那么,这种恐慌从何而来?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?

沉重的起跑线

女儿今年该上小学了,父亲刘明(化名)早早开始准备,他打算让女儿进一家民办小学,这所小学在他们居住的上海市某区算是“名校”。尽管已经听说过“幼升小”考试的种种故事,面试场面还是让刘明意外——校园里满是焦躁的家长和表情凝重的孩子,大家排队等着老师叫名字,气氛就像是求职。

如果被叫到名字,孩子会被带到考学生的考场,家长则被带到另一个考场——学校不仅要考察孩子,还要考察家长,按照刘明的理解,主要是看看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否重视。

面试出来,女儿告诉刘明,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:甲乙两个人数羊,甲给乙一只,甲乙的羊一样多;乙给甲一只,甲的羊是乙的2倍。问,甲有几只羊,乙有几只羊?刘明理工科博士学位,但女儿的面试题居然一时难住了他,后来回家列了方程式才算出来。

刘明的经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长体验,如果不是陪孩子迎考,家长们难以想象上小学要经过这样的竞争。在这一代家长的记忆里,只要到了入学年龄,父母就会把自己送进小学,升学压力至少要到中考才有体会。

升学竞争的低龄化,在最近十多年中愈演愈烈,教育主管部门注意到这样的现象,试图改变现状,但效果显然不好。2012年5月,国家教育部发布《3-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(征求意见稿)(下称《指南》),详细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知道什么,做到什么。《指南》指出,5-6岁的学龄前儿童,“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”。对于识字数量、拼音知识、英语能力等某些“幼升小”考试内容,《指南》没有提出要求。

某些“幼升小”的试题远远超越《指南》要求,但就算家长意识到考试太难,为了进好学校,该学的还是得让孩子学。

一边埋怨考试“变态”,一边为孩子考试准备——各种家长论坛里,随处可见如此纠结着的家长们。

某家长论坛上,一位妈妈讲述了带孩子考小学的经历。这位妈妈说,原本以为孩子小不懂压力,当孩子得知没有通过一所小学的考试后,哭得特别伤心,她才突然感到内疚,不该让孩子过早参与竞争。

“幼升小”如此,“小升初”竞争更甚,原本以普及教育为初衷的义务教育阶段,充满了残酷竞争的气氛。入学时“打破头”,入校后,竞争从“拼爹”转移到孩子“拼成绩”,“减负”常常流于口号。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对全市33所中小学二至八年级的121名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,调查结果发现,学生每天在校时间随年级上升而上升,最长的达到10小时,最短的近7小时。所有核心课的周课时数都要超过课程计划,语文课超出最多,各年级都超出1节可以上,到了五年级要超出将近两节课。“名校”的平均周课时数为38,要比一般学校高出3.27。

为了进好学校,有人“裸考”,有人靠“关系”。“没想到从幼儿园就开始拼爹啊。”一位3岁女孩的父亲,无奈地感叹。他从业于媒体,人脉关系算得广泛,但在给女儿报名上海一家区重点幼儿园时,还是深感艰难。

尽管教育部门三番五次禁止择校,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,但家长们总是有办法区分学校的优劣,并动用一切能量让孩子进入那些掌握优质资源的学校。

这种鉴别能力和“弄”进好学校的本事,是暧昧和含混的,其中的奥妙,让缺少“关系”的老外无所适从。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韩裔美国作家,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网站上,撰文讲述了她的儿子在上海择校的困惑。这位女作家不想让儿子上“国际班”,因为这种班常是成绩较差外籍学生聚集的地方。但如果想进较好的公办学校,女作家没有“熟人”。最后,她的儿子进入一所普通公办中学,她和儿子慢慢知道,在这样的学校读书,很可能无法考入理想的大学。女作家最终无奈放弃了让孩子在中国读书的实验,选择去英国上学。

中国家长显然没有如此多的选择,因此,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,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,是区分好学校、好班级,然后将孩子“弄”进去。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初衷是减轻学生升学压力,但事实上,这一政策客观上让竞争转入“地下”。

中式教育的症结

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中,亚洲国家学生表现优秀,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。事实上,标准统一、要求严格的亚洲式学校教育方式,不时会受到称赞。布什政府在2002年通过“不让一个孩子落后”法案,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定期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。州政府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是否达标。如果学校连续两年没有达标,也没有任何改进迹象,将面临严重后果,包括最终解雇所有教师,甚至关闭学校。这个法案被一些人理解为向中国式教育方法学习的结果。

张人利校长和他学校的老师,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受邀对新加坡教师进行培训,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,张人利认为,这也是中国教育方式受到肯定的一个证明。

但在中国国内,教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。

学业压力大、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、竞争越来越早……面对各种批评,张人利认为其中一些不够公允。“一些所谓的学者举例说,某个小朋友,家庭作业做到晚上12点。一个小朋友的情况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负担情况吗?”

教育学学者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对各种社会批评则表示理解。岳龙告诉记者,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,但学校教育应该尽量缩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,而目前国内的学校教育,与社会要求脱节太严重。

岳龙说,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。在上一代家长的观念里,“教育”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,如今,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“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,还要承担心理疏导、人生指导的责任,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,并没有明确的标准,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。”

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,统一、单一的评价机制,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,因此,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“独木桥”。

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,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·里特做了一番阐述:“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。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,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。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,可如果做得过头了,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:考试是最重要的。中国的高考就是这样。”

学校教育需要改变,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。

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,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。他认为,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“扬长”——发掘学生的天资、潜力,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。刘京海认为,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,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、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,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,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。“过去大学录取率低,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,现在录取率高了,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。”

不过,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,更多的阻力来自对“公平”的担忧。“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,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,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,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,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。

“好学校”神话

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,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,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。

因此,围绕“素质教育”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。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,竞争非但没有减弱,奥数、艺术考级、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,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,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,加上更多压力。

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,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,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,是家长们对“好学校”的追捧。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,一些学校师资雄厚、管理严格、生源优质,因此,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,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。

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,是一个现实问题,但张人利认为,学校之间的差异,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。他的一个证据,同样来自PISA测评。“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,在中国,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,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、职校。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,也就是说,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,也有高职、中专学生。测评证明,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,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。”

在张人利看来,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,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,“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”。但他认为,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,被夸大了。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“好学校”:人人都想进“好学校”,“好学校”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,一个班四五十人,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;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,班级规模小,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。

事实上,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,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,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,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,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“均衡发展”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。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,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,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。“你考的那些证,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。”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,夏惠贤如此回应。

“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,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。”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,张人利看到,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,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,而且单一,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“哈佛男孩”、“哈佛女孩”,追求分数、“好学校”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。

张人利说,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,媒体的宣传、舆论的导向,都在渲染高分、名校、出人头地的魅力,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,家长怎能脱离俗套。

教育不能承受之重

8月,新一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时,一则新闻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后消失,但很多从事教育事业的人,却耿耿于怀。新闻讲述北京中关村电子商品市场,一名女孩要求母亲给她买“苹果”三件套,价格超过2万。母亲无力负担,蹲在墙角擦眼泪,而女儿大喊:“不给我买,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。”然后扔下母亲离去。

“你觉得这个女孩的做法,完全怪教育吗?”幼教媒体工作多年的黄铮,在读完这个新闻后想了很多。与黄铮有类似思考的,还有张人利。“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归罪于教育。这些天网上议论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的事件,后来又传出他戴了很多名表。如果要追究,你也可以说教育出了问题,才会出现一个在车祸现场微笑的官员,但,这仅仅是教育的责任吗?”

在张人利看来,学校教育被赋予无法承担的重任,而事实上,在人的发展过程中,学校教育只是有限的一部分,更多的影响来自家庭、社会。

这一点,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。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,大一统的教育本来就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,这种方式给家庭教育留下很大的空间。“比如美国等国家,学生下午2:30放学,剩下的时间是交给家庭的。家长的教育是无法被学校替代的,特别是像中国的学校,有的班级五六十名学生,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。”

张人利经常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。“学校里老师教学生遵守交通规则,但学生回家坐在父亲的车上,父亲就闯了红灯。小孩问爸爸为什么闯红灯,父亲回答说晚上没警察,不要紧。”张人利说,孩子都是生活在家庭、社会中的,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,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学校教育的身上。 中国最有名的“在家上学”案例是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家教育他的儿子郑亚旗,如今,越来越多的普通人,也“敢”让孩子远离学校,在家教育。

记者|黄 祺

面对现实的教育环境,有人迎战,有人则选择逃离。最近几年,“在家上学”从个别名人家庭蔓延到普通人家庭中,做出如此选择的家长自信,他们能够给孩子比学校教育更好的教育。“在家上学”可以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,可以让下一代暂时逃离残酷的考试竞争,不过,这种方式也存在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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